毛尖:作家就应该是侦探

　　采访毛尖时，她所任教的华东师范大学还没有从六十周年纪念庆祝的热潮中消褪。在这里，毛尖度过青春岁月，在这里，她恋爱结婚生子，华师大不仅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，也是她一家人活动的主要空间。对于校庆，毛尖坦言，自己开始没什么感觉，后来气氛越来越热烈，也就跟着穷开心，网上微博也很热闹，还有学生做的视频。举行校庆晚会那天，她也参加了，还代表华师大作家群上了舞台。“当时感觉很惶恐，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师大人。”在如是调侃的同时，她不忘提提建议：“学校大庆，自然隆重，我觉得这和人的大寿一样，挺好，当然，如果校庆能重新张扬一下当年大学精神就好了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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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大概比较能体现毛尖的人生态度。痛并快乐地生活着，因为希望生活更加美好，所以不吝彰显自己的批评立场。虽然爱之深责之切，却从来不失乐观的情态。她说到去哈佛访学的经历，对于这趟让多少学界中人趋之若鹜的美差，毛尖坦言，自己去之前有些兴奋，到了有些失望，最后提前回来，回来后感觉更要珍惜国内的生活。因为在她看来，尽管哈佛有一些特别令人眼馋的地方，比如永不落幕的图书馆，海洋一样无限的图书，世界一流学者不间歇的讲座，但她更深的感受是，哈佛很保守，感觉更像是美国精英社会的一个缩影，意识形态上特没劲。当然，毛尖又强调说，所谓哈佛大学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字招牌，有点像庙，灵不灵，到底还是得看你信不信。毛尖的聪明，或许于此可见一斑。她的写作东拉西扯，极尽调侃，或许你会感觉还缺点什么，但读了，不能不为“看上去很美”而击节叹赏。
　　在骨子里，毛尖显然是真诚的。她洞穿世态人情，有时甚至看起来玩世不恭，但她从来不失孩子般的纯真。当她谈着谈着，谈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，真性情袒露无遗。比如，她对哈佛没留下好印象，但她不忘说道，哈佛图书馆是最让她兴奋的地方。因为，做研究做批评，那些书那些碟，都已经归类了放在那儿。“而在我们这边，一个博士生要花多少时间去找到这些材料！说到这些，简直可以令人热泪盈眶。”又比如，说到她钟情的电影，爱恨情仇皆流于笔端。特别是对电影大腕们，她难掩失望之情。这并不影响她对形成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的期盼，或许就像鲁迅说的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。”既然绝望是虚妄的，希望同样也可能是虚妄的，那何不让自己多点希望呢。事实上，在失望了那么多年后，她的确在最近热映的《失恋33天》中找到了一丝希望。“我的预测是，一个电视进军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，这会是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影像新时代。”
　　
　　“小资”是很有人文情怀的
　　记者：读你的著作《乱来》，不免感到一种窃喜，一本在让你偷着乐的同时，也剖析社会乱象的书。当然，我不惮以最好的好意揣测一下作者的愿望，说“乱来”，潜台词到底是渴望不乱来的。那么，这乱来与不乱来之间，是否隐含了你对某种秩序和标准，或者说是价值观的期待？
　　毛尖：书名“乱来”源自书中的一篇小文，讲的是世道乱象，当然，就像你说的，愿望是大家都不要乱来。可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种文学出身的，真要完全生活在一个循规蹈矩的社会里，肯定也憋死。十来年前，我们去瑞典挪威开会，看人家生活平静甜美，也觉得不错，但是要让我们在那永远生活，没一个人愿意。记得当时是和朱维铮老师一起去的，朱老师说：“我十年前来瑞典，那街头拐角有个厕所，十年过去，居然还在，样子也没怎么变。”这样的世界，我是不要的。所以，我喜欢上海，这个城市在法则和乱之间有一种迷人的平衡，就譬如你走过夜晚的淮海路，会感觉这个地方和白天是那么不同，兜售水货的，兜售假货的，兜售禁品的，卖狗的有，卖狗肉的有，卖羊肉串的火苗窜那么高，但一个晚上，都不会点着一条风中的围巾，乱有乱秩序，乱有乱人生。这样一个有白天有夜晚的社会结构，我觉得更有意义和意思。
　　记者：有人称你是小资教母，有了《乱来》，或许可以撕去这个标签。不管怎样，这本书里，的确多了人文关怀，而且是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。一般来讲，说到弱势群体，不端着点姿态，总感觉有些不搭调的。但在你这里，依然能以轻松的口吻道出，于是也就有了梁文道的“千年一叹”：关注弱势群体，又不放弃自己饭桌上酒酣耳热之后的那种开玩笑的态度，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协调的呢？他的疑问，也正是我想从你这里得到解答的。
　　毛尖：啊，握手，谢谢你帮我撕去“小资教母”这样的称呼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若追根溯源的话，“小资”是很有人文情怀的，可惜在当下的语境里，小资和“资生堂”“哈根达斯”还有贵宾犬搞一起，同时还连累了一批作家，包括昆德拉和村上春树。我承认，我也很小资过，现在也会被小资情调迷住，但“教母”，哪里配。当然，这些年，我关注“弱势群体”（其实我不喜欢用这个称呼），也是真实的。这和我的学术环境有关，也和我的个人生活有关。我的导师是王晓明，这些年，他在上海做文化研究，我们被他带动着关注以前不太关注的方方面面，其中就包括对网络对游戏对教育对底层等等的关注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因为我自己有了孩子，对世界就多了责任和要求，因此也就更为贴身地感到，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些，美好到我孩子的孩子，孩子的孩子的孩子，都能幸福生活的地步。我想，多少也和这个有关吧，我自己觉得，现在的我，和“乱来”时候的自己，还是有些不同了。
　　记者：一般来讲，好的随笔或杂文，该是亦庄亦谐的。当下，好玩、有趣被过度强调之后，文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盛行比如杂糅的段子体、比如戏谑的痞子腔等，给人感觉有趣，但缺少庄重。其实，我们说到幽默，至少该包含了有趣和庄重的两个面向，另外从文如其人的角度看，这也体现出一个人的修养。以你对当下随笔写作的了解，你有怎样的观感？
　　毛尖：我同意你的判断，亦庄亦谐就很好。不过，就我个人来说，我更喜欢张承志的文章，也许是自己做不到那种“重”吧，内心更景仰。至于体现个人修养的，我觉得阿城的随笔是到顶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是阿老不懂的。所以，阿老写随笔，光是那种信手拈来的气度，就让你觉得，他说得是对是错根本无所谓。这个，真不是靠知识可以达成，因此，所谓修养，重要的还不在知识，在那股子气。
　　
　　退休吧，电影大腕
　　记者：我想，说文学与电影是你写作的重心，大体是确切的。你从写充满文学性笔调的电影随笔起步，电影则赋予了你的写作一种触目可及的画面感。在你的理解里，两者间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？
　　毛尖：我在华东师大上当代文学课，常常就会讲到电影，在我自己的世界里，电影和文学不分家。当然，因为是两种介质的表达，对它们的理解，肯定有方法论等等的不同。不过，最近十年来电影的表现，让我感觉作为一个影评人，已经没有一点专业自豪感了。我去电影院看《三枪》，就被朋友笑话。反正呢，在我心里，电影快死了。相比之下，文学会死得久一点。
　　记者：从我个人的理解看，你对实验性电影是情有独钟的。我想，这并不是说，你对电影实验有着无条件的激赏，很可能还出于你对艺术探索的一种肯定。以此来衡量当下的电影创作，不但在中国，还是在全球，似乎都有一种倒退的趋势。我不确定，这是不是意味着电影已进入了衰退期？
　　毛尖：实验电影，我十年前就不再迷恋它了，虽然常常还会看，或者得去看，但是，我对实验电影已经没有好感，主要实验电影的世界语义场已经失去，现在做的实验电影，都孤芳自赏到没有体温没有观众。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把话说得更极端：电影完了。走进电影院的观众，走出电影院的观众，还是从前的观众吗？一百年前五十年前的观众我们不提了，就我们看电影那会，去电影院也还是有仪式感的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现在电影院是什么，那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。当然，在这个时代，说电影院贵，也就是个修辞，我的意思是，每次看完电影，那电影票就显得特贵，那种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贵！

　　记者：电影发展到现在，票房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。而且，中国电影仿佛陷入了一个越看越骂，越骂越看的怪圈。有人为张艺谋辩护说，他的大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对抗了好莱坞的侵越。而且，当一个以电影艺术见长的导演偏离艺术电影的轨道，转向类型片的探索，被骂是必然，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殉道。当然，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，认为张艺谋的大片导致了中国更多小电影集团和小电影导演的破产。对此，你这么看？对于形成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，有何建议？
　　毛尖：把张艺谋打扮成殉道者，这是最荒唐的，好像我们观众尤其我们这些一天到晚骂骂咧咧的影评人都是傻蛋，似乎过个一百年，我们才会理解张艺谋。算了，大家都不要装，大腕们真要有这么一颗红亮的心，他们也用不着言必好莱坞，拿个金狮就人五人六了。真要说对抗，平心静气四周看一下，印度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？韩国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？再或者，我们自己的香港电影曾经是怎么对抗好莱坞的？咱们的大腕们用得着这样吗，跟好莱坞苟且完了，然后说，这是对抗好莱坞？玩潜伏？还是人肉炸弹？真是笑话。
　　一个健康的电影生态，目前看来，只有让电影大腕都退休，然后请中国电视剧导演来做电影，就像《失恋33天》那样，重新起步，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。现在电影需要老老实实重新来，不玩声光化电，好好讲故事。《失恋33天》这样的电视剧题材和拍法能够完胜大银幕，说明电影已经腐朽到没有一丝抵抗力。我的预测是，一个电视进军电影的时代即将到来，这会是一个比较激动人心的影像新时代。
　　
　　我就是一个好事之徒
　　记者：作为一个作家，你的写作大半是和专栏联系在一起。专栏又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你的写作？
　　毛尖：专栏，对我的写作影响太大了。至今，我不再觉得小说、诗歌是一种体裁的分别，对我而言，所谓体裁，就是八百字、一千两百字、两千字、五千字，这都是专栏造成的，而且，我觉得这种按字数区分体裁的方法很实用，具有实践有效性。另外，专栏养成了我职业写作的习惯，但也让我的论文写作发生困难，我很不喜欢写论文，因为我乱说惯了。
　　记者：看你的专栏文章，你谈了大量的电影、大量的书，你很有可能是因为看了他们的作品，才对人本身产生浓厚兴趣的，但你的文章表达的重心一定落在这一个人身上。所以，听你讲故事，是很能满足好奇心和窥视欲的。这样的表达，是首先满足了你自己的好奇心，还是一种写作策略使然？
　　毛尖：你说得没错，首先是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。作家，就应该是侦探，像马普尔小姐那样，对一切好奇，爱流言爱蜚语。我不认为一个没有平民性格的作家会是个好作家，尤其是作为专栏作家，更要有这种旺盛的“求知欲”，当然你要说，这是“八卦欲”也可以。这就是我理解的人间，我从不介意让别人觉得我有八卦倾向，虽然我个人不奉行以八卦为写作目的。
　　记者：在你这里，对当下的洞见，更多是从生活日常的角度切入，更多体现为对隐喻的剖析。你的书写较少整体的关照，更偏向于传达局部、碎片化的经验。对此，有人批评你，写了太多的吃喝拉撒、鸡零狗碎，更多是一种形而下的考虑。
　　毛尖：的确是形而下的，不过，我会坚守这种形而下和这种鸡零狗碎，不是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，而是因为，我的写作能力和关怀能力，让我觉得，我能做好这个形而下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　　记者：谈论你，不能不谈到你的生活。一方面，因为你在学院教学，却完全没有沾染学院气。另一方面，还因为你对生活有超乎寻常的热情，也许“有吵架处必有毛尖”的说法不只是一个传说。其实说到生活，我想大抵也就两种态度，旁观或是目击（见证）。相比而言，你比较多地强调了作为目击者的在场感。当然，目击投入了激情却容易迷失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
　　毛尖：你说得没错，我就是一个好事之徒，而且，我也从来不掩饰这一点。作为一个老师，我希望自己有好事之徒的热心，作为一个专栏作家，我希望自己有好事之徒的观察力。同时呢，作为一个好事之徒，我无心经营个人生活。这方面，莎士比亚是我们永远的榜样，他太热爱生活，根本无心装。我的生活就是教学，写作和儿子。每天我自己去接儿子放学，等他睡着，我开始写作，所以，我妈觉得我们这一代女性很辛苦，家里事要做，自己事要做，还要做外头的事。她很同情我，觉得我的生活没有质量，呵呵。